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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上述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进入 付子堂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 法治化 。所以，代表在大会上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尤其是选民的意志。

至此，自1986年以来开展的第三个普法五年规划正式开始组织实施。在政治斗争中，主体各方都力图居于支配和控制地位，即掌握政治统治权。作为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多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联系选民，不反映选民的意志，就是对选民权利的侵犯和妨碍，情节轻微的可以罢免了事，而严重者就不能仅仅罢免处之了。（注：〔美〕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页。

法律把政治权利规范化，保证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规定剥夺危害国家安全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人的政治权利，对于他们作出政治上否定性的评价。部门法对于权力关系的协调也具有重要功能。从特许状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实行的是十足现金准备制度，并且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持有者可以随时换取等值的黄金。

然而过多的通胀税必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萧条，这就要求政府秉持节俭的态度，平衡收支，严格控制通胀规模，善用通胀税收入，避免给人民带来过多的通胀之痛。[47]前引[21]哈耶克书，第148页. [48]前引[4]。[6]他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思考基本上是围绕关于自由的预设展开的，自由甚至被看成理解宇宙普遍性的钥匙。[52] 金本位制虽然在表面上可以驯服货币当局，维持物价稳定，但其背后仍然存在着有悖宪法精神之处。

国家的第三种货币责任乃是节俭。无论经验层面的客观经历，还是先验层面的理论预设，都一再说明，政府的元使命乃是保护生命、财产和自由免受不法侵害。

[21]对此问题有学者会持不同的看法，哈耶克等人便反对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他们主张开放货币发行市场，实行完全自由的货币发行机制。[50]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大卫·李嘉图等人均对金本位寄予厚望，李嘉图便认为，国家和银行随意发行纸币，都是滥用权力。现代福利主义的基本理念要求政府在不介入私权的前提下，在提供纯公共物品的同时，还应提供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用以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准公共物品。就经验层面来看，近代国家之所以产生，同样源自防卫财产自由的使命。

[23]参见陈晓：《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反复复地为货币当局制造通货膨胀的行为作辩护，一再试图论证通胀的正当性，然而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可抹杀这些努力，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那段历史时期终结的时候，两国的物价却跟200年前处于同一水平。因为他们要考虑到自身的信用、竞争力以及可盈利的空间。因为对货币供应的垄断，使政府丧失了控制其开支规模的自觉性。

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建立一种统一货币体系并加以管制。[49]前引[21]哈耶克书，第148页。

然而在当今世界，货币财产权已经成为一种最脆弱的权利，甚至是一种丧失殆尽的权利。凡此种种，与人们对货币财产权缺乏必要的认知相关，人们未能清醒地认识到丧失货币财产权的危害，当局也乐得看到持币人对货币财产权的无视，并征收越来越高的通胀税。

【注释】 [1]参见［美］詹姆斯?M.布坎南：《财产是自由的保证》，载［美］查尔斯?K.罗利：《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刘晓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7页。[55]然而在今时今日，回归金属货币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信用货币时代，几乎不可能避免通胀税的存在，那么对于通胀税又当作何安排呢？ 面对此种困境，布坎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立法选择，即通过外在的宪法准则明确界定货币当局的权限，[56]或者以宪法性质的征税规则取代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因为这项权利是用以防范利维坦怪兽侵犯人民财产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它可以用来约束和降低货币当局的恣性与妄为。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货币财产权和货币自由的不完满的状态，随着金本位的废除，人们占有和使用货币的权利以及选择的自由都被限制甚至被剥夺。虽然哈耶克不认为只有黄金是能够提供币值稳定的货币，[49]但他却不得不承认英美等国在废除金本位制之前保持了200多年的物价稳定这一事实，正是因为金本位制这一外在的刚性规则驯服了货币当局，凭借这种纪律约束，货币当局的欲望与‘手脚也就被完全地束缚了。如果政府违反了它和人民订立的契约，或者是限缩了人民的自然权利空间，人民就获得了解除原始契约的充分、合法的理由。

与之相应的则是货币当局无所顾忌地行使其货币发行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翻云覆雨，甚至变幻出了一场又一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人民则不得不整日忧心忡忡地面对毫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宪法上所有关于财产与自由的信誓旦旦的言辞，也都随之变成无法兑现的美好承诺。只有当人们对其财产的支配可以排斥其他任何外在力量，包括公权力的干涉时，才能使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政治依附关系、精神依附关系也才会随之崩溃。

紧接着国会于1933年3月9日颁布《紧急银行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战时或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其他时期，总统可以……调查、管制或禁止……出口、囤积、熔化金银币或金块银条熔化的行为，或指定其专门用途，[24]从而在事后凭借一部溯及既往且限制了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案为罗斯福的行为补上了合法性一课。因为货币首先便表现为一种最重要的财产形式，或者像迈尔希埃所言，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

也难怪哈耶克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任何有关法币的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有犯罪嫌疑。参见［美］伯顿?W.小福尔索姆：《罗斯福新政的谎言》，李存捧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页。

当然，这种观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还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灾难。在那个年代，人口出生率锐减，自杀率攀升，杀人案件和离婚率也上升了，有空前数量的人吃不饱肚子，很多人叫嚷着要去偷窃以补贴家用。还有一点更加重要，也是哈耶克所没有顾及到的，即布坎南所指出的在零通胀条件下征税。另外，由于立法禁止以金银作为计价工具，通货膨胀便由显性变为隐性，涨幅不大的通胀会因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被掩盖或者吸收，而在严重的通胀发生之初，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物价上涨，然后才是纸币贬值。

而所谓的政府、议会立法，也都在维护着这一有违宪法伦理的政治格局。然而这只是相对的，因为公众对于货币超发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感知总是非常迟钝，如果银行增发货币的幅度不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公众对隐性的通货膨胀将会毫无察觉，也就是说，银行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将社会上的新增财富尽数捕获。

这种局面显然有违法理，并且最终会形成银行的统治。虽然现代政治文明对于财产和自由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国也在2004年将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字眼写进宪法。

[3]参见［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罗斯福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即1933年3月4日便做出一个决定：停止银行业务，结束黄金在国内的流通。

很显然，政府的第二种货币责任同古典宪法理论仍然是相呼应的，意在塑造最小政府的同时，给政府设定必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19]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货币宪法 自由是人类孜孜追求的崇高价值，财产则是自由的保证，[1]财产权对于自由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也可以说财产权本身便是一种自由权。进一步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几次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在金本位制被废除以后发生的，[34]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4]确立严格的货币宪法规则，加强货币财产权的立法保障，是防范货币权力滥用、捍卫持币人货币财产权、回归货币自由的根本途径。[38]人民的货币财产权尤其是货币选择权、请求兑换权是给当局货币权力课加的外在约束，然而随着金本位制的废除，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和兑换权，货币当局获得了可以凭借自己意愿任意创造货币并使人们接受的权力。

[18]只有当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时，他才是自由的，而货币财产权的存在使得这种绝对支配权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承认国家发行货币的合法性，使国家发行货币的行为具备了税收的性质，货币发行权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权力，而是成为与征税权无二的公权力，并且同传统征税权一样，该权力应当受到法律机制的控制。

[10] 当然，自由的实现与发展取决于一些先在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便是财产权。其二，政府通过人为的手段对金价进行调整，使其可以坐地收钱。